支谦在三国时期成为著名的佛教译经人，主要归功于以下几个方面：
深厚的文化背景：支谦的祖先是月氏族人，他从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学习梵文，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1]
翻译理念的创新：支谦对早期佛经翻译的朴质风格不满，主张“尚文”和“尚质”的调和，即在保持原文意义的同时，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提高了佛经的文学性和可读性。[2]
译经实践的贡献：支谦在吴国后期活跃，翻译了大量佛经，如《佛说菩萨本业经》等，他的译作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多佛并存思想，对佛教教义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3]
理论的总结：支谦不仅是一位实践者，也是翻译理论的探索者。他在《法句经序》中首次提出了译论总结的文字，对佛经翻译的基本理论做出了贡献。[4]
孙权的支持：东吴孙权对支谦的译经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拜他为博士，并使他辅导东宫，这为支谦的译经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地位和资源。[5]
综上所述，支谦之所以能在三国时期成为著名的佛教译经人，既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翻译理念的创新，也离不开他的译经实践和理论贡献，以及当时统治者的支持。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支谦在佛教译经领域的卓越成就。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