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盛被评价为“好奇情多”的原因主要与他的史学作品《魏氏春秋》有关。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对孙盛的记载提出了批评，认为孙盛在记载历史时过多地掺杂了个人情感和猜测，导致史实失真。具体来说：
对孔融之子的记载：孙盛在《魏氏春秋》中记载了孔融的两个八岁儿子在父亲被捕时仍然下棋不起的故事，以此来表现他们的聪明和镇定。裴松之批评孙盛这种记载是“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认为孙盛为了追求美谈而牺牲了史实的真实性[1]。
对曹操的评价：孙盛在《魏氏春秋》中对曹操的评价带有个人情感色彩，如将曹操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归咎于曹操，而裴松之认为这种记载是孙盛“好奇情多”的表现，不符合史实[2]。
史学方法的批评：裴松之还指出孙盛在记载时“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即孙盛常常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历史记载，这种做法被裴松之批评为“好奇情多”[3]。
综上所述，孙盛被评价为“好奇情多”主要是因为他在史学作品中过多地掺杂个人情感和猜测，导致史实失真，这一点被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时明确指出。孙盛的这种史学态度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的批评，但也反映了他个人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情感投入。引用来源：[1]东海大学中文系提供的《魏氏春秋》研究资料；[2]中国经济史论坛上的《为曹操翻案》一文；[3]搜狐上的《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