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对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编年体史书的典范：《资治通鉴》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为后来的编年体史书提供了一个典范。其体例严谨、脉络清晰，使得历史发展脉络更加突出和清晰，重点更加明确[1]。这种编年体的叙述方式，便于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的规律，对后世历史学家在编纂史书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视政治史：《资治通鉴》以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为重点，强调“治世至寡，乱世至多”的客观历史实际，这对后世历史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政治史的重要性产生了影响[2]。
考史方法的创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汇总了前人的考证方法，并编写成《通鉴考异》，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考史专著，对后世历史学家的考证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
历史研究的实用性：《资治通鉴》的编撰宗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种以实用为导向的历史研究方法，对后世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4]。
历史编纂学的影响：《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影响深远，它熔纪、传、表、志等材料于一炉，用编年线索加以贯穿，这种述史方式对后世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5]。
综上所述，《资治通鉴》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后世历史学家研究方法的重要参考和启示，其影响深远且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