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国史大纲》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民族凝聚力：钱穆特别看重历史学对民族融合与凝聚的功效，认为中国历史的趋势总向团结融合的方向走，并强调历史研究应服务于民族的融合与凝聚[1]。
重视历史研究的特殊性：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其特殊性，认为中国的历史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3]。
经世史学的影响：钱穆的史学观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经世”思想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应面向现实、关注现实，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现实服务[7]。
对通史研究的贡献：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他对通史的研究成果，与他有关专题史及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对通史研究有重要贡献[2]。
突破“中国”与“域外”的二元对立：钱穆在讨论中国史上的“域外”时，强调超越国族主义历史观，突破“中国”与“域外”的二元对立[1]。
对文化史研究的影响：钱穆的《国史大纲》的核心在于学术史与文化史，他坚信挽救一个国家首先要挽救此国家的文化，振兴一个民族首先要振兴文化[6]。
历史教育与国民认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出，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强调历史教育对于国民认同的重要性[9]。
综上所述，钱穆的《国史大纲》不仅在学术上对历史研究方法和通史编纂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思想上强调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